周梅森
1956年出生，江蘇揚州人。高中畢業。當過礦工、文學雜誌編輯，掛職擔任過政府官員，曾下海經商，現任江蘇省作協副主席，專業作家。代表作《人間正道》《中國製造》《絕對權力》《至高利益》《國家公訴》《我主沉浮》《人民的名義》等。
印 象
寫出正面力量的英氣
寫出一個時代的正氣
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和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金盾影視中心等單位聯合出品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近日播出後引起網友持續熱議。這部電視劇開局從小官鉅貪案件入手，一層層剝開一個官員人性深處的黑暗，由此拉開一場反腐敗的大較量。與此同時，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周梅森的同名長篇小説《人民的名義》；同名話劇《人民的名義》也已在北京保利劇院公演。
這是反腐題材沉寂多年後橫空出世的一部作品。2014年，受最高檢影視中心邀請，周梅森、陸天明等作家前往檢察機關及收押腐敗犯罪高官的監獄深入生活、收集素材。周梅森説：“紀檢部門公佈出來腐敗案件的廣度、深度，遠遠超出了想象。”這部現實主義題材的長篇力作，周梅森先後改了六稿，幾乎不留遺憾地呈現出反腐高壓下中國政治和官場生態的畫卷。
周梅森曾是一名礦工。27歲時，他在《花城》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説《沉淪的土地》，自此走上文學道路。上世紀90年代以前，他的作品都是歷史題材，比如《黑墳》《軍歌》《英雄出世》，那時他對當代生活並不關心。1992年，作為作家，他到徐州市人民政府掛職當副祕書長，對官場有了更深入的瞭解。1995年，他寫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政治小説《人間正道》。這也讓周梅森掀起了第二個創作高峯，一口氣推出《人間正道》《天下財富》《中國製造》《至高利益》《絕對權力》等長篇小説，內容涉及反腐、大規模經濟建設、股市風雲、各色人物的崛起與沉淪等。
在寫作的同時，他繼續在改革開放的洪流中奮力搏擊。早在1992年，他就和蘇童、沈喬生、矯健等作家一起投身股市。他是江蘇省最早的十個大户之一。他還下海做過房地產、運輸公司，後來搞文化產業，當編劇、做製片人。這些經歷又成為他的寫作素材。“我沒看到哪個作家經商回來以後，寫出關於財經政經類很有影響力的作品。這可能是我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吧。”
浸淫股市二十幾年，周梅森由最初的滿腔熱情，變為後來的冷眼觀察。他不聽內幕消息，不迷信K線圖，不買虧損股和ST。他買過三四十隻股票，賺過大錢，也虧過錢。但他始終不忘自己是個作家：“在文學界提起周梅森響噹噹，在經濟界我狗屁不是，比我賺錢多的人多得是。但我是自己當家作主，我的性格就是永遠做自己命運的主人。”
不久前，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舉辦的《人民的名義》作品研討會上，周梅森談道，創作出無愧於時代的優秀作品，讓人們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在這個時代，顯得尤為重要且迫切。
《人民的名義》也必將成為里程碑式的作品，因為它描繪出暴風驟雨式的反腐鬥爭，揭示了黨的領導幹部如何樹立正確的權力觀這一宏大主
《人民的名義》寫了近十年
作家不能脱離現實的政治生態
記者：促成您寫《人民的名義》這樣一部反腐題材作品的原因是什麼？
周梅森：沒什麼特別的原因。作家的天職是寫作，我是個在場的現實主義作家，不可能脱離現實的政治生態，《人民的名義》是應運而生。當然，這裏有個契機。過去近十年我一直在寫這個小説，寫了就扔在那，隔了很久又接着寫。這類小説發表、出版都有一定的阻礙，電視劇更是不容易拍。過去有關部門認識上和政策上都有偏差，對密切關注現實的文藝作品、對觸及到諸如腐敗之類問題的小説和影視，認為可能是負能量，似乎閉眼不看，就不存在似的。現在情況發生了積極的變化，這次三線聯合，小説、話劇、電視劇，同時比較順利地出來了，完成字數近一百萬字。
記者：您在這部作品中最想表達的是什麼？
周梅森：小説描述的H省政治生態極其糟糕，腐敗觸目驚心。這種情況在我們今天的現實中是存在的，那有什麼不能寫的呢？如果怕這怕那，作品就沒法寫。在揭示趙立春、高育良、祁同偉這些腐敗官員的同時，我更着力描寫了新來的省委書記沙瑞金和反貪局長侯亮平等人物，面對腐敗現實的嚴峻鬥爭，着力刻畫了李達康、易學習等一批務實官員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記者：《人民的名義》這個名字有些偏政治化，不過這也是您一貫的風格。
周梅森：這個書名是有些政治化，可能有些讀者不會喜歡。原來想叫《底牌》，但覺得太娛樂化，就放棄了。現在看來，《人民的名義》這個名字也好，我寫的本來就是政治小説，沒必要遮遮掩掩，強裝“純藝術”。我追求的藝術從來就不純，大家都知道的，也就不擔心誰議論。腐敗官員滿口人民，人民在他們那裏變得也就是個名義。因此反腐敗才要真正代表人民，以人民的名義將他們繩之以法。
記者：電視劇《人民的名義》播出後成了熱點話題，您怎麼看待這種熱度？
周梅森：我覺得文學作品關鍵是要往人性的深處去挖掘，要往人的靈魂深處去挖掘。這樣才能觸動人。最高檢安排我到監獄採訪落馬官員。很多官員落馬以後非常後悔，但也有一些官員有抱怨情緒。他們想我們這麼多年做了多少貢獻，一個城市變化了，一個縣變化了，貪了百八十萬判我15年，覺得很冤枉。我跟他們講，這是政治倫理的問題，當你們在位的時候，黨組織在你身上花費了精力，信任你，培養你，你出了問題你抱怨，比你更委屈的是組織，更痛心的是組織，因為組織的心血白費了。而且你腐敗掉了，捱罵的是黨組織。理想信念是黨紀底線的最低要求，守住底線是基礎，還應該有更高的標準和追求。
記者：您如何定義當下的官場小説、反腐小説？
周梅森：這類小説雖然一直受限，但卻是流行小説的一個很大分支，讀者甚眾，文學評價卻不高，我也幾乎不看。我的這部《人民的名義》不是所謂官場小説，也不是反腐小説，我更傾向於它是一部政治小説。在這部小説裏，我從省市高官，一直寫到基層工人，寫了豐富的社會層面，對一個個人物從人性上進行了深入挖掘，根據人物的成長環境，寫出他們各自特定的命運，把芸芸眾生對這個時代痛徹心扉的感受，對這個社會的切身感受寫了出來。這可能是我這本書和那些市場流行的所謂官場小説、反腐小説的最大不同吧？
記者：為什麼對這類題材的寫作有那麼大的興趣？
周梅森：因為這一場改革，給我們國家、民族和人民帶來了史上少有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是一次了不起的民族復興。我的作品由於離生活非常近，描寫起來又有相當大的難度，甚至有時候吃力不討好，但是我覺得這個工作需要做，一個偉大的時代需要有一部分作家站在社會前面。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崛起的過程中，文學總是不在場，我覺得，這樣的文學會與人民離得越來越遠。起碼我不願意做這樣的作家。我盡我所能在寫這個時代，記錄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民族艱難崛起的過程，記錄這個崛起的過程中出現的很多很多問題。作為作家，我有這個義務，有這個責任，我願意承擔，這本《人民的名義》就是我最新的承擔結果。我覺得作家生活在這個時代，是一種幸運。
現實主義或許已不是主流文學
但作品的社會價值仍決定文學價值
記者：因為上世紀90年代的一次掛職，您開始創作反腐題材作品。如果沒有這個轉變，您認為自己的文學走向會是怎樣？您如何評價自己的這種變化？
周梅森：上世紀90年代的掛職於我的文學生涯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我好像把一次偶然的邂逅變成了一種宿命。瞭解了權力的祕密，看到了權力後台的運作，男人的雄性荷爾蒙就此活躍起來，欲罷不能，便從《人間正道》開始，《中國製造》《絕對權力》《至高利益》一部部寫了下來。如果沒有這次邂逅會怎麼樣呢？無非兩種情況：一是在原有的體裁範圍內深耕細作，再出幾本書，然後淡出人們的視線；二是放棄文學創作去商場或者資本市場博弈。所以我對自己的這種變化的評價是積極的，我的理智和清醒，讓我贏得了文學生涯的下半場。
記者：您認為現實主義題材在當下文壇處於怎樣的位置？您是否認同：現實主義的社會價值大於文學價值？
周梅森：現在的新聞及時地揭露了很多東西，那些腐敗官員太有想象力了，他們創造出的許多貪腐事實簡直匪夷所思，那麼文學的意義在哪裏？文學怎麼跑得過新聞？許多新聞報道出來以後，就讓現實主義作家一下子覺得無事可做，沒法做了，我也有這個感覺。因此現實主義題材在當下文壇並不處於很有利的地位。這讓我想起當年，現實題材曾經引領文壇，甚至引領中國。許多政治家不能碰的東西，總是由現實主義文學先去探雷，文學承擔了太多非文學的任務，使得文學成了那個時代的無冠之王。現在不是了，現實主義甚至已經不是主流文學。但我並不認同現實主義就只有社會價值，或者説其社會價值就一定大於文學價值。還是要就具體作家的具體作品來做具體分析和判斷。我不認為一部沒有社會價值的作品會有多高的文學價值。
作家在這個時代
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
記者：您是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又是資本市場的名人，這二者之間如何找到一種平衡？
周梅森：在資本證券領域，我就是個普通投資者而已。但是，因為我入市較早，幾乎經歷了改革開放後中國股市從建立到今天的所有歷程，尤其是十年前股改時，代表廣大中小股東參加股改博弈，在資本市場贏得了一定的名聲，後來就經常被請去參加財經界的活動。但凡出席這類活動，我的身份有兩個——作家和個人投資者。著名證券刊物《價值線》每年要搞一次中國上市公司的價值排行榜，至今辦了三屆，我三屆都是評委，代表的也是個人投資者和中小股東。
記者：能否談談您作為證券投資人的狀態和心態？
周梅森：證券投資人這個稱呼很好，我喜歡。現在大家總是一口一個股民地稱呼證券投資人，給人的印象是一幫在股市上投機取巧炒來炒去的傢伙。真誠地説，我是投資，價值投資：投入用不着的資金，承擔相應風險，分享企業的成長成果。我從沒幻想過一夜暴富，只希望我的財富不要被通貨膨脹吃掉。因為心態較好，除了牛市賺錢，熊市也無太大虧損。比如這三年，我只重倉持有格力電器一隻股，看看這隻股的走勢就知道，我委實跑過了通貨膨脹。
記者：一個作家在當今的市場大潮中，到底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周梅森：以前作家是一個非常受尊重的職業，現在作家的地位沒法談了，被社會邊緣化了。但是也正常。我想每一個老百姓對財富增值的需求，已經遠遠超出了精神需求吧。但是問題就在於，作家一方面被邊緣化了，一方面又不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有些逃避現實。有些作家認為，寫當下好像很難進入文學史，似乎遠離生活，遠離當下，才是所謂的純文學。我不大願意去批評別人，但的確有一部分作家，寫的東西沒人關心，老百姓憑什麼花錢買你的書？怎麼可能產生社會影響？我覺得作家在這個時代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對這個時代的重要問題還是要關心。
周梅森口述
成為巴爾扎克那樣的作家
我文學生涯的開始，就是從一個收破爛的老頭那裏看到一本書，這本書前面少了十幾頁，後面少了十幾頁。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本書叫《巴爾扎克傳》。書裏講，巴爾扎克一天到晚想發財，辦過肥皂廠，香脂廠，每次投資都失敗，失敗以後就找出版商預支稿費，拿了稿費繼續投資後，投資又失敗，再寫稿還錢。一輩子就這樣過來了。當時我就想要做一個巴爾扎克。
巴爾扎克曾在拿破崙的雕像底座上寫了一句話：彼以劍創其業，吾以筆竟其功。他的小説，如實寫出了法蘭西資本主義崛起過程中，沒落貴族的失敗和資產階級的崛起那個重要轉型期的社會百態。他是帶着對資本主義的厭惡和仇恨來寫作的。他的心態有點像我，一方面心裏很想發財，一方面對大資本充滿厭惡。我和他不同的是，我投資比他成功一些。我也是在每一個社會發展的重要關口都有作品出來。
再舉一個例子，茅盾的《子夜》，寫的是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當下，而且還是參加當時中國社會大討論的一個答卷式的作品。中國向何處去？資本主義道路能不能走得通？他當時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寫的這本書。因此，説文學寫當下沒意義，這觀點我不贊同。
從傳統意義上講，一個作家就應該回家專心寫作，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我們這個時代機遇非常多，當機會來臨的時候你要抓住，一邊學一邊幹，就能幹成。
但是話説回來，文學在我的生命中無疑處於中心位置，文學成就了我的人生。早年在一片文化荒漠中，是文學在引導着我頑強地向前走，使我從礦山走向城市，從地層深處走到了陽光大地上，從青年走到中老年。沒有文學，就不會有我的如此豐富的精彩人生，我今天肯定還是偏遠礦山的一名下崗工人。
我故鄉的同學們早在十幾年前就全都下崗了，看到他們在底層掙扎奮鬥的艱難身影，我的心裏總會隱隱作痛。因此在我的小説——包括這部《人民的名義》裏，總會有底層那些兄弟的一席之地。比如這部小説中的下崗工會主席鄭西坡——我着力描繪的一個小人物，這種困頓人生對我來説也並不陌生，我的小説一直接着地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