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殺辱母者，該判罪嗎？這兩天，山東聊城的“辱母殺人案”被刷爆了屏，各路大咖對此案也都是眾説紛紜。小編覺得，無論何種觀點，還是應以事實為依據。其實，這起辱母殺人案之所以會引起羣情激昂，源於地方法院對忍無可忍的殺人者判處了無期徒刑。
事件大致經過是：山東女企業家蘇某曾向涉黑地產老闆吳學佔借高利貸135萬(月息10%)，在償還184萬元現金和一套價值70萬元的房產後，仍剩17萬未還清。2016年4月，吳學佔指使杜志浩等人催債，在蘇某家中以及公司極盡侮辱之能事，甚至控制蘇某與其兒子於歡人身自由。在外人報警且警察出警到場仍無法阻止事態發展後，於歡從接待室找出水果刀，捅向催債者，杜志浩死亡，其他三人受傷。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此事經《南方週末》調查報道後，在民間引起了極大的輿論反響，爭議的焦點在於歡是故意傷害，還是正當防衞或防衞過當，以及警方是否存在不作為等。
不少人據此及以往因素，認為中國的法律不能保護弱者，持此觀點者與要求改革的呼聲近年越來越盛，這種觀點是非暫且不論，這並不是本案的重點。因為目前刑法對於正當防衞的描述很清楚：一是必須有正在發生的不法侵害;二是必須針對不法侵害者本人實施；三是不能超過必要的限度。
換言之，此案的關鍵不在於現行法律，而在於司法審判機關聊城市中級法院。因為以文字形成的法律，無論多麼詳盡，都不能應對發生的所有事，這也是英美等國實行判例法，採用陪審團制度的原因所在——判例法的基本思想是承認法律本身是不可能完備的。或者説，於歡所犯究竟是故意傷害罪，還是正當防衞或防衞過當，法院有很大的裁決權。
之所以論定為故意傷害罪，法院的解釋是：雖然當時於歡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侮辱和辱罵，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於歡及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衞的緊迫性”。
從法院給的角度看，似乎並非沒有道理，但我們也可以根據法律給出另外解釋：首先存在不法侵害，且於歡針對的是不法侵害者本人;其次，11個“流氓”(已被認定為黑社會組織)圍堵，在訴諸公權力救濟無效而侵害仍在繼續的情況下，自力救濟自然是必然選擇。至於拿刀，因為當時於歡如果不拿刀，根本就制止不了不法侵害，也就是説拿刀是當時唯一的正確選擇，也正是正當防衞。當然，是否超過了必要的限度可以探討，即使是防衞過當造成後果需要承擔刑事責任，也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至於量刑幾年，則在法官的自由裁量的範圍內。一些律師甚至根據自身理解，提出判三緩三、判三緩五的量刑建議。
而此案為何一經報道即引起“羣情激奮”，很大原因在於中國是一個重視人情倫理的社會。人情如何定義，《禮記》有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説得很明白，有些事是必須做出來的。所謂“士可殺不可辱”，意指某些精神侮辱帶來的“防衞的緊迫性”，其實不亞於生命健康權，而這種精神在中國傳統社會是歷來被推崇的。
本案中，於歡作為一個22歲的年輕人，面對一羣“流氓”對自己母親的極端侮辱，奮起反擊是人情的本能，如果於歡當時隱忍，反而是一種悲哀，因為他日後如何面對自己的母親，如何面對自己的內心，如何面對輿論的壓力?古代中國崇尚俠者精神，“士為知己者死”，對知己好友尚且如此，何況是自己母親?換一種角度想，如果當時是你我，會不會像於歡那樣做?筆者的答案是：毫無疑問。
《國語》有云：“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仇。”在崇尚孝道的中國，替父母報仇被輕判甚至特赦歷代均不乏其例。民國年間，尚有施劍翹因報父仇，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刺殺軍閥孫傳芳，被捕入獄後被特赦。
如今，中國正在建設法治社會和倡導孝道文化，依法治國與適當考慮人情並不衝突。何況從現行法律而言，於歡也屬於正當防衞，理應被寬大處理。法律是正義的守護神，懲惡揚善乃其宗旨，即要讓羣眾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正義。
最後，期待這起“辱母殺人案”的判決能民眾感受到正義，期望於歡在二審中得到寬大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