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論找工作這一話題時，人們的意見往往可以被分成兩派。一方以長輩為代表，希望我們年輕人不要好高騖遠、眼高手低，而是要從現實出發，安安分分地找一個過得去的工作，在聚沙成塔、一步一個腳印的過程中，享受平凡而愜意的生活樂趣。另一方以青年自身為代表，從理想出發，試圖以冒險的方式，搏出一片從未有過的新天地，過一種有尊嚴的幸福生活。前者視後者為盲目冒進，後者視前者為一味保守，二者之間雖不至於互為寇仇，但關係確實也不怎麼融洽。不過弔詭的是，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可以找到理論基礎與現實典範，似乎誰都有理，難分伯仲。前者會説，不切實際的理想敵不過骨感的現實；後者會説，老思路跟不上時代的發展與變化。
然而在我看來，這兩種觀點都是從個體經驗概括而來，不自覺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也即是培根所説的“洞穴假象”。可以説兩者都生活在以自身經驗為基礎的世界之中，只看到自身的合理性，而自動地忽視了無法以自身經驗解釋的現象。畢竟誰也不願意永遠生活在痛苦的矛盾之中，遭受永無止境的巨大沖擊。然而在複雜的社會面前，任何人的經驗都太單薄了。由此看來，兩者似乎都把找工作這一行為視作可以一勞永逸、一擊即中的事兒，把它絕對化、靜止化了。
事實上，如果我們從運動變化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幾個基本事實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第一，找工作的主體是我自己，而我是青年。一方面，選擇的行為者是我，將要參加工作的也是我，因而有權作出最終抉擇並需為此擔負責任的人是我自己。另一方面，雖然我有一定的知識與技能，但我仍然是青澀的，需要在今後的各種實踐活動中不斷豐富自己，提升自己。我可能犯錯，也可能不理性，但我仍在成長，終有一天我將獨當一面，為自己的生活負有全部責任。
第二，社會的發展瞬息萬變。這不但意味着長輩的思維確實有可能落後於社會的發展——譬如以計劃經濟的思維就難以理解市場經濟的種種現象，而且同時也揭示了人自身的認識限度。任何人都不敢説他所把握到的社會變化就一定能成為現實發展趨勢。無論是理性的歸納，還是靈性的洞察，都存在着錯誤的可能性。
第三，在擇業面前，人是理性的動物。人們常常在把立足於現實當成是理性的同時，視傾向於理想為非理性，這實際上是錯誤的。在擇業面前，沒有人會聽憑情感的擺佈，放棄理性的考量。任何職業的選擇都是主體層層比較的結果，是理性思維運作的產物。人們之所以會選擇理想，並非情感的獨斷，而是基於可能選擇間的比較與理性的判斷。理想的道路有利於我的發展，這對我來説是最大的現實。它或是有助於物質財富的增加，或是能給我帶來精神的安寧與生活的詩意，換言之，這一選擇是個體利益的最大化，是適合我的前進道路。但是這同時也就必然地帶來了選擇的可錯性，因而理性有其自身的限度，它不是萬能的。
這麼看來，找工作就可以説是一種試錯活動。在真正實踐開始之前，適宜與否永遠是個未知數。此時的工作對我而言只是一種有待檢驗的機遇與嘗試。人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不斷地嘗試錯誤中，鋪就前行的進路。有能力的人在合適的時間與場合中，再加上運氣的幫助，就有可能獲得成就。才能、場域、時機、運氣缺一不可。
試錯這一活動本身就向我們提出了兩點要求。一方面，找到合適的工作需要強有力的心理素質。儘管並不能排除一次成功的可能，但對更多的人來説，屢次三番的嘗試是必不可少的。此時若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個體可能無法撐到成功的那一天。這或許就是蘇軾之所以強調“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韌不拔之志” 的原因吧。另一方面，工作的本質在於提升自我，而這需要自身積極主動地參與。即使是在錯誤的工作中，人也可以實現自身能力的增長，而這主要取決於個體如何面對挫折與失敗。苟日新，日日新。豐富自己的知識，提升自我的能力，充盈自身的精神，鑄就人生的境界，這一切的一切並不只能出現在合適的工作環境下，只要主體積極籌劃、自主面對，任何情形都是主體的試煉之所，是主體能力的生成之域。在這層意義上，“自助者天助” 似乎就意味着只要自身能力始終在增長過程中，任何困難都不是無法超越的存在，於是一切都變得適宜了。橫亙在江面的鐵索終將破碎，那通衢大道就在眼前。
於是，我們怎能不法乎其上呢？《孫子兵法》雲：“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敗。” 作為一個青年，“老成持重”似乎不是一個褒義詞。由於我們年輕，我們完全有理由去冒險，因為我們擔負得起錯誤後的時間成本。我們的理智告訴我們，在這一風雲變幻的偉大時代，即使我們失敗了，我們也可以重新站起來。當然，此時的“上”並非只意味着金錢物質的極大豐富，同時也包含着精神的偉岸與人格的卓犖。
既然找工作是試錯，何不法乎其上？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試錯中，我們完成了試煉，化成了任何時候都是稀缺資源的人才，不但有利於社會，而且成全了自身。
虞嘉琦（日本廣島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博士生）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17年03月17日 0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