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已經過去，“九三”即將到來。歷時八年的抗戰，業已過去65年。戰爭的創傷據説早已療愈，而歷史的是非卻還在爭執不休。説是理性的創新也好，沉渣的泛起也罷，總之一個抗日戰爭，註定要成為往復震盪的永恆話題。
比如一個汪精衞，總是説他附逆投放。然而近日之間，便有高人出來“分析”，説是並非這樣簡單，而應當從“心理學”的深度，析其性格，剖其“心路”。這當然頗有道理，然而分析來分析去，這“心路”又是怎樣的一種曲徑呢?曰其具有“自毀”性格，所以不惜獨力扛上“漢奸”罪名，執意要“闖虎穴”，這與汪之少年，行刺清攝政王，從而“甘當釜下柴薪，燃燒犧牲，造就革命勝利的焰光，應該説是一脈相承”——“心路”之盡頭，是汪精衞的“自我犧牲決心”，其中基本一條，是他何等關心日佔區人民的疾苦，認為淪陷區的人民，需要一個與日本“協調溝通”的中國人政府。你看拿一個汪精衞，真“分析”出了一點“勉從虎穴暫趨身，説破英雄驚煞人”的“犧牲精神”，倒是應當還他“清白”的。
其實關於此類“犧牲精神”的“分析”，並不是新的發現，也缺少石破天驚的 “創新”——數年之前，大概是在抗戰勝利60週年的時候吧，也有“學者”高人，出來“分析”周作人的“心路”的——那不是贊他的“五四巨匠”，也並非説他的小品如何地“精緻細膩，凌空蹈逸”，而是説他的附逆，豈但是為了“保護北大校產”，根本就是“為淪陷區的中國人民服務”——你看如果一個敵佔的華北，八年不開教育，“那將是什麼樣的損失”?所以周作人“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決然當上了敵佔區的教育總署的督辦。
至於周作人身負“潛伏”重任，至於他的偽職是地下組織幫他搞來的，此類奇談，更是不絕於論……也是“心路分析”，分析出來的也是“更勇敢”的“自我犧牲決心”，可見高論宏詞，只是如出一轍罷了。
時值勝利65年紀念，之前已有將魯迅稱作“漢奸的哥哥”，同胡蘭成的太太這個“漢奸的老婆”相提並論的，到了這會兒，又有將汪精衞這個人物與寫了《多餘的話》而後慷慨赴義的秋白烈士放在一起的，這當然是“心理學的新發現”了。只是世事沉浮，風雲卷拂，這裏頭的“心路”究竟何去何從，倒是今日之世人，應當“分析”一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