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阿斯塔納M10出土的高昌王國“延壽四年參軍汜祐遺言文書”。
開欄的話
美與情感，是藝術的兩面。在藝術的海洋裏，人類追求着美的創造、情感的表達，也致力於美的傳播。其中，美術傳媒無疑承擔着闡釋經典、聚焦時代、關注社會的使命與擔當。傳媒時代的美術，也因知識的普及與傳播、評論的叩問與鞭撻，平添了動力、積聚起張力，成為精神領域和社會意識形態領域最活躍、最敏感、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形式之一。
為進一步貫徹“開門辦報”的理念，凝聚作者隊伍，本刊特開設“美術傳媒視點”欄目，約請近些年活躍在美術領域的一線美術傳媒的掌門人和資深媒體人撰寫雜談，發揮他們深入美術領域一線、站位靠前的優勢，以期更加廣泛、深入、及時地反映業界的前沿動態，以及美術傳播所激發的藝術觀察和文化思考。
書法遺蹟在“絲綢之路”文化裏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對當代書法的發展同樣具有啟發意義。
説到絲路文化，書法界的人會很自然地想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就書法而言，它並不是唐代最有影響的碑刻。其書法風格接近顏真卿的《多寶塔碑》，但更清瘦、挺拔、秀氣，線條也沒有顏體那麼大的張力，唐代具有這樣藝術水準的碑太多了。但是這塊碑又很出名，因為它與景教在中國的流傳有關——它是早期基督教在中國流傳的一個證明。景教作為基督教的一個分支，與儒教、道教、佛教完全不相干，它能夠在中國流傳並發展，能夠在唐代得到弘揚，並且從唐太宗、高宗、玄宗一直到德宗時期都曾立此碑，體現出大唐的胸懷。所以絲路文化在歷史上能夠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與漢朝、唐朝在世界上的地位有關，與當時統治者的氣度有關。政治和文化是息息相關的，相互之間的影響也很久遠。正如現在去西安，人們還能感受到大唐那種非凡的氣度與風神，而大唐風神無疑來自於海納百川的精神與胸懷。“一帶一路”的國家倡議，推動了對絲路文化的進一步研究，也使文化領域更加關注與之相關的文獻、文物，以及其所具有的文化與歷史意義、史料與文獻價值。
常言唐人尚法，其實唐人的“法度”不但體現在楷法森嚴上，更體現在不同楷法之間的豐富多彩與深刻變化上，比如顏體和柳體便給人完全不同的審美感受。即便是唐代的墓誌，字體、風格的變化也都十分豐富。因此，唐人的法度絕不是建立在簡單的大一統上的，而是建立在法度森嚴但又彼此獨立的風格基礎上，或者可以説，唐楷的根本是“變化”。
唐人的“尚法”不僅體現在楷書上，還體現在草書上。唐代草書的法度是最森嚴的，這“森嚴”通過孫過庭的《書譜》那種兼及創作和理論、邏輯縝密的方式表達出來，通過“顛張醉素”看似狂亂、非理性但又絕對合乎草法的創作方式表達出來。在草書創作上，今人的問題是沒有很好地繼承唐人書法的風神，也缺少唐人的學識與胸懷。如果格局越來越小，怎麼可能真正地繼承唐代的文化與藝術？正如現代人寫顏體，有幾人能感受顏真卿的胸懷、能領略顏真卿在寫《祭侄文稿》時的心理變化？如果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過程，顯然也就無法真正理解顏真卿的偉大！還有一些人，因為看到很多人學唐楷學不出來，所以得出學唐楷是死路一條的錯誤結論。其實，只要能夠把握住大唐書法的風神，洞悉唐代一流、頂尖的書法家的人生經歷，體悟經典不是簡單的書寫，而是人生歷練的一種集中體現，所有的問題便迎刃而解。也有一些書法家提出要激活唐楷，這樣的提法也是片面的。唐人的作品是一座高峯，不需要我們去激活，它讓我們高山仰止，哪怕能在這座高峯上取一把土，也會成為藝術創作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現代人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是跟唐人在心靈上的距離，缺少和唐人博大、多元的文化應有的溝通，而一旦有了這種溝通，我相信無論學習褚遂良，還是學習顏真卿，都能寫好並寫出變化與新意。
“絲綢之路”上出土的書法遺蹟，數量最多的無疑是漢簡。這些漢代簡牘，生動、鮮活地記錄了兩漢時期我國與中亞、西亞、南亞地區交往的歷史。就書法而言，漢碑和漢簡之間是有區別的，漢碑是書丹以後刻出來的，再拓成墨拓，而漢簡則是用毛筆直接在竹木簡上寫出來的，這是二者最基本的區別，也由此產生了更重要的區別——書寫態度，或者説書寫時的心情的不同所直接導致的創作形態的不同：碑的書寫是正式的，和宗教、宮廷有關，其文辭、內容、字體甚至書寫與刻制的過程，都非常嚴謹，來不得半點馬虎與隨意。而漢簡的書寫是真實書寫的體現，往往處於一種放鬆或自然的狀態，沒有必須寫好的壓力與負擔。常言道，書法“無意於佳乃佳”。漢碑的整飭與簡牘的率意，在審美上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範疇，漢簡書法的意義對今天的啟發更多的是那種率性而書、自然而然。所以在學習古代作品的時候，一定要了解這種不同，從而更好地把握住各自的特徵。
對於居延漢簡以及稍晚出土的懸泉漢簡，這幾年《中國書法》雜誌傾注了非常大的心血，五六年來已經連續做了五六個相關專題。學習漢碑中的隸書，必須與同時代的簡牘聯繫起來研究。漢碑大多是當時有身份、有地位的書家所為，書寫的過程自然也十分認真甚至刻意，簡牘的寫手大多是一般的文書，所以從書法的角度而言，一定要分清哪些是高手發揮最好的時候寫的，哪些是初學者刻意的、記錄時寫的，從而才能更好地學習與借鑑。
“絲綢之路”上的文物非常多，我認為其中可資借鑑的有關書法的類型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內容：首先是一百多年來陸續出土的簡牘，它是絲路上數量最多的書法遺產；其次是青銅器，如秦公銅簋上面的文字也是絲路文化早期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是各種造像，上面所記載的一些內容有很高的宗教與文獻價值；第四是西域出土的各種文書，如高昌文書等；第五是寫經，像敦煌的一些經卷，都十分有代表性；第六是宋元時期很多與文字有關的文物，如錢幣等；第七是各種圖形印，如新疆出土的瑪瑙印；第八是西域出土的各種墓誌以及石造像塔上的文字與書法。
中國的書法除了漢字以外，還應包括在“絲綢之路”上發現的其他民族的文字如吐蕃文、回鶻文、西夏文。所以我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在《中國書法》雜誌上做一期中國古代少數民族的書法專輯，至今還沒有做成，因為研究的專家不多，即便有也大多隻是從文獻的角度進行研究。站在《中國書法》雜誌的角度，這類選題除了有文獻學的研究外，更重要的是要從書法的角度切入。這些木簡橫的書寫方式和漢簡豎的書寫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線條的變化也很豐富。我相信只要用毛筆書寫，只要工具、材料合適，哪怕英文、德文、法文都能形成相應的書法藝術。做不好是因為沒有把握住這些文字所具有的潛在的藝術美感，沒有把握住構成書法本體的最基礎的因素。
作為當代書家，我們在審視絲路文化與相關書法遺存時還必須體現出一種文化的情懷與精神。這種情懷與精神是發自內心的，是心中夢想的感召，是對中華文明的一種發自內心的自信與熱愛。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發展並長盛不衰，正是因為有一大批有獻身精神與抱負的人。我覺得書法境界的高低，未必一定與所謂的“藝術創作”有直接的關係，漢代簡牘、敦煌寫經在當時都不是當作書法作品創作的，沒有一個寫手或經生會把自己當作書法家，但是他們無疑有信仰、有宗教的精神，可以超越功利、超越某種目的，其意義在時間長河中自然會得到顯現。
（作者為《中國書法》雜誌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