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自由廣場》揭示中產困境|藝術淪為烏託

2014年曾拍攝電影《遊客》的瑞典導演魯本·奧斯特倫德的新作《自由廣場》（The square）在戛納電影節首映，這部看似結合了羅伊·安德森式幽默和布努埃爾式中產階級諷刺的新作，給了觀眾一點點小小的驚喜。

在影片的前半段，黑色幽默的是電影的主題，羅伊·安德森式的謬論揭示了現實的荒誕。 一面是佔據道德制高點的當代藝術， 另一面是當代藝術依附於社會權利與資本運作的現實；一面是倡導社會道德與理性的中產階級，另一面是中產者在中年困境前的道德迷失。而在影片的後半段中，藝術策展人Christian則陷入了道德的危機之中，而對這場危機的導火索卻是在社交媒體上一次把關不嚴的宣傳視頻。Christian不得不辭去當代藝術館策展人的職務，而在宣佈辭職的記者會上，失去了道德話語的策展人徹底的反轉成了被批判的對象。

藝術的困境是中產階級困境的一個縮影。理性主義主張道德和社會秩序，而面對斷裂與後現代的今天，藝術家試圖通過《自由廣場》這件對於理性的迴歸來重新構造喪失的社會道德。在自由廣場的入口，人們需要完成自己是否信任別人的自我質詢，自詡為信任別人和不信任別人的兩類人分別從兩個入口進入自由廣場，最後在自由廣場相遇。自由廣場是被圍城了一塊正方形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人們擁有一樣的義務與權力。藝術家希望這裏成為信任與善心的庇護所，從而完成對於道德的重建。然而藝術最終被淪落為了烏托邦式的空想，影片中，就連Christian無意的一點善心都成為了小偷用來盜竊的工具，這樣的諷刺似乎在告訴我們，藝術連自己都無法救贖了，更無法談及救贖別人。而在這樣的語境下，對於傳統主義的迴歸也理所當然的成為了博伊姆筆下的反思型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

而中產階級的困境則是社會秩序困境的縮影。我們無法去否定Christian，他無疑是社會秩序中最普通的一員，無論是從對於家庭的責任還是從對於工作的熱枕，我們都無法用道德喪失來制裁Christian。然而這樣的中產者在如今卻陷入的困局，為了取回被偷走的錢包耍了一個談不上有大錯誤的小把戲，而被一名小學生所懲罰；為了追趕趨勢，試圖用爆炸效應達到宣傳藝術展覽的目的，卻意外遭到輿論的討伐；而就連一次看似屬於中產者約炮都被莫名的聲討。這種困局如同當代藝術的困局，使我們直接指向困頓了的社會秩序。

有人説這是中產者的偽善，的確我們無法去否認Christian偽善的事實，可更需要讓人們思考的是導致中產者偽善的源頭。Christian式的中產階級陷入了幻境當中，一面是新裝革履出入看似高端的美術館，掌握着社會話語的制高點；而另一方面又是不堪一擊的脆弱，面對輿論狼狽的丟了工作。這便是中產者的困境，他們在當下的社會秩序中並沒有擁有權力，而社會秩序卻給他們製造了一種身居高位的錯覺。當然，中產者也無法完成對於自己和對於別人的救贖。

而《自由廣場》的理性主義，同樣是一種被時代異化了的理性主義，理性的意義在這裏已經不再是去創造社會財富。美術館獲得的鉅額捐款和《自由廣場》的所謂的理性靈感形成了諷刺的對比，理性時代在當下早已面目全非，藝術也無非是資本運作下的工具。我們可以在後現代的語境下去審視這種理性的迴歸，這並不是一種真正的迴歸，而是藉助外殼去掩蓋早了腐化了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