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文化寶庫，是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的一部分。由於中醫學一方面汲取了中國古代深邃的哲學、文化和科學思想，另一方而又是對中華民族數千年來與疾病作鬥爭的經驗總結，所以不但具有極其豐富的理論思辯性和創造性，而且臨牀實用性極強。近幾十年來，中醫學的獨特優勢逐漸被國際醫學界所認識，這一古老的傳統醫學正一步步走向世界。
1.中醫學理論體系的起源、形成和發展
中醫基礎理論
中醫學起源於中國遠古時代。早在原始部落時代，人類就開始了醫藥知識的初步積累。如中國古典文獻有"伏羲制九針"、"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等記載，就是對上古時期中華民族的祖先在生活和生產實踐中努力探索醫藥知識的真實寫照。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已經相當深刻，醫療實踐經驗也已經非常豐富，再加上此時的社會快速進入了一個文明昌盛的時代，政治、經濟、科學、文化都有顯著的發展，學術思想也空前活躍。因此，把代代相傳的醫藥知識和最新的理論思想結合起來，創造一個嶄新的醫學理論體系，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國現存最早的醫學經典《黃帝內經》的出現，就是這種嶄新的醫學理論體系形成的重要標誌。《黃帝內經》成於戰國至秦漢時代，它收集了前人大量的醫療實踐資料，運用當時盛行的陰陽、五行等學説，以及天文、地理、生物、氣象等各種自然科學知識進行歸納、綜合，系統地闡述了人體生理、病理和關於疾病的診斷、治療、預防等內容，形成了中醫學獨特的理論體系，為中醫學理論和臨牀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自《黃帝內經》以後，歷代醫家對醫學理論不斷進行充實和提高，推動了中醫學理論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難經》是稍晚於《黃帝內經》問世的另一部重要的古典醫籍，它以問答的行文方式，針對《黃帝內經》的某些重要內容進一步進行闡發、論述，對《黃帝內經》的某些不足進行了重要補充，是研究中醫學經典理論必不可少的一部醫學典籍。如《難經》提出的診脈"獨取寸口"及"左為腎、右為命門"等理論，對後世醫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東漢末年，張仲景在繼承《黃帝內經》、《難經》等理論的基礎之上，結合臨牀實際，撰寫了中國第一部臨牀醫學專著《傷寒雜病論》，為中醫臨牀醫學辨證論治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張仲景以六經(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辨證和臟腑辨證等方法為辨證綱領，對外感疾病和內傷雜病的診治制訂了許多卓有療效的治法和方劑，至今仍為國內外醫學界所推崇，因此後人尊稱張仲景為"醫聖"。
晉、隋、唐時期，是對中醫學理論和臨牀進行大規模總結、充實，並形成完整理論體系的重要時期。晉代王叔和所著《脈經》，是第一部關於中醫診斷學的專門著作;隋代巢元方等人編撰了中國醫學史上第一部病機證候學專著;唐代王燾著《外台祕要》、孫思邈著《備急千金要方》等書，是對唐以前醫學理論和實踐經驗進行全面總結的集大成之作。
宋醫學理論，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醫家當推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四人。劉完素提出疾病的性質多為火熱之證，用藥以寒涼為主，後人稱為"寒涼派";張從正認為疾病的發生主要是由邪氣侵襲人體所致，若邪氣去則正氣復而疾病痊癒，主張用發汗、湧吐、瀉下三法治療，後人稱為"攻下派"。李杲指出脾胃是元氣之本，脾胃一傷，元氣即虛，抗邪無力，各種疾病就會隨之而生，故治療重在調補脾胃，後人稱為"補土派";朱震亨則認為人體常處於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的狀態(即所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陰虛火旺是疾病的常見證候，所以臨牀治療善用滋陰降火的山法，後人稱為"滋陰派"。由於他們的理論都是從臨牀實踐中來，各有不同的創見，對豐富中醫學理論部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所以受到後人的重視和推崇，把他們尊稱為"金元四大家"。
到了明清時代，中醫温病學説異軍突起。明代吳又可首先提出，温疫病的病因不同於一般的六淫，是"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感染人體所致，對温疫病的病因提出了新的見解。之後，清代的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王盂英等醫家，通過大量的臨牀實踐，對温病的傳染途徑、發病機制、病理變化等，都獲得了更深刻的認識，於是創立了以衞氣營血辨證和三焦辨證為核心的温病學理論體系，在中醫學理論體系中逐步形成了一個新的專門學科。
由於現代醫學科學的出現，今天的中醫學正面臨着一次新的發展機遇。我們在整理繼承前人理論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可以結合現代科學理論、運用現代技術手段來研究中醫學，中醫學理論的發展將會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2.中醫學的基本特點
中醫學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整體觀念，二是辨證論治，它體現在對人體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的認識以及對疾病的診斷和治療等各個方面。
整體觀念：整體觀念，即指人體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以及人與自然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的思想。
1) 人體是一個統一的整體
中醫學認為，人體由許多組織器官所構成，包括臟腑經絡、五官九竅、四肢百骸等，但彼此之間在結構上、生理上、病理上卻有着密切的聯繫，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如在結構上，以心、肝、脾、肺、腎五臟為中心，通過經絡系統聯繫到相應的六腑、五體、五官九竅等各組織器官，形成一個上下溝通、表裏相連的統一整體。在生理方而，雖然臟腑各有不同的功能活動，但相互之間也是密切配合協作的。如飲食入口，首先通過胃的受納腐熟功能，進行初步的消化而輸送到小腸，然後依靠脾的中運化和小腸受盛化物、分別清濁的功能，在進一步充分消化的基礎上，吸收其中的精微物質而化生氣血營養周身，剩餘的食物糟粕又繼續輸送至大腸，再通過大腸的傳導功能形成糞便而排出體外。在這一過程中，還有肝、膽、三焦等內臟功能的幫助。由此可見，食物的消化吸收及其糟粕的排泄過程，是由多個臟腑的生理功能互相配合而完成的。在病理方面，人體任何部位發生病變，都可影響到其他的臟腑組織甚至整個機體，而整體的病變也可影響到局部臟腑器官的功能。如肝的疏泄功能失常，可引起脾失健運，從而影響食物的消化吸收;心血瘀阻，使腫氣運行不暢，可導致呼吸失調等。因此，在臨牀上診治疾病時，必須從整體出發，通過五官、形體、色脈等外在的變化，來分析和判斷內臟的病變，從而在整體觀的指導下制定正確的治療原則和方法。
2)人與自然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
人類生活在自然界之中，自然界存在着各種人類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如陽光、空氣、水源等。同時自然界的各種變化又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着人體，使人體產生生理或病理上的相應反應。例如，一年四季有春温、夏熱、秋涼、冬寒等不同的氣候變化，會對人體產生不同的影響。春夏季節，天氣比較温熱，陽氣旺盛，人體皮膚鬆弛，毛竅開張，汗出較多而排尿減少;秋冬季節，天氣比較寒涼，陽氣漸衰，人體皮膚收縮，毛竅固密，排尿增多而出汗減少，這説明人體的水液代謝是隨着四時氣候的變化而自動進行調節的。如果氣候變化過於劇烈，超過了人體的調節能力，或人體本身抵抗力下降，調節功能失常時，就可引起季節性的多發病、流行病，如春多風病，夏多暑病，秋多燥病，冬多寒病等。又如某些老年人或慢性病患者，由於適應能力比較差，往往在季節轉換之際感到身體不舒服，導致疾病發作或加重。
不僅季節氣候變化對人體有影響，地理環境的不同也影響着人體的生理活動和病理狀態。如氣候温熱多雨的地區，人體的肌膚疏鬆，體質較弱，容易感受外邪;而氣候寒冷乾燥的地區，人體肌膚緻密，體質較強，一般外邪不易侵犯，其病多為內傷。正因為不同的地理條件造成了人的體質上的差異，故一旦易地而居，原來的體質狀況不能適應新的地理環境，短期內就會出現相應的病變和小適反應，稱為"水土不服"。
(2)辨證論治
1)辨證論治的含義
辨證論治，就是將通過四診(望、聞、問、切)所收集的症狀、體徵等臨牀資料，進行分析、歸納和綜合，判斷、概括為某種性質的證，然後再根據辨證的結果，確定相應的治療方法。辨證論治是中醫學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的基本原則。
中醫基礎理論
2)辨證與辨病的關係
在臨牀上，疾病與證候之問既有內在的聯繫，又有一定的區別。通常認為，疾病是包括其整個病理過程在內的，而證候則是疾病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概括，因此同一種疾病可表現出不同的證，而不同的疾病在發展過程中又可出現相同的證，所以中醫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土要是着眼於辨證，着眼於辨病的過程中找出證的共性或差異性。如同一種疾病，由於患者的體質不同，或發病的時間、地區不同，或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等，可以表現出不同的證候，因而治法也不一樣。以感冒為例，由於患者感受的邪氣不同，臨牀上有風寒證與風熱證的區別，前者治以辛温解表，後者治以辛涼解表，中醫學把這種情形叫做"同病異治"。又如不同的疾病，在其發展過程中，只要出現相同的證候，便可採用相同的治療方法，如痢疾與黃疸，是兩種不同的疾病，但如果都表現為濕熱證，就都可用清利濕熱的方法來進行治療，中醫學把這種情形叫做"異病同治"。由此可見，辨證論治能夠從本質上理解病和證的關係，強調"證"在治療中的首要作用，認為"證同治亦同，證異治亦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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