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愛國是人類普遍的道德品格和法律義務 胡水君
愛國，既是人的道德品格，也是國民的法律義務。這是一個古今適用的命題。一方面，叛國和分裂國家，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是各國要施以刑罰的重罪；另一方面，愛國作為人類共同的道德品格，在世界各民族皆得以代代傳承。在現代社會，愛國有時會被視為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高調大詞”，似乎是離個人平常情感比較遙遠的虛偽宣傳輿論。事實上，愛國不僅作為古老德行不是空洞虛渺的，而且在現代國家亦是實實在在的公民美德。即使在美國、法國這些現代國家，愛國也一直都是道德和政治上的強勢話語。“我唯一的憾事，就是沒有第二次生命獻給我的祖國”，這是美國民族英雄內森·黑爾講的話。“不要問你的祖國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祖國做什麼”，這是美國總統肯尼迪的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法國的拿破崙、孟德斯鳩等政界和學界名人，也將愛國看作現代文明人的道德品行和政治美德。
無論是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無論是在哪個國家，愛國都可謂人類普遍的道德品格和法律義務。
一、愛國，是古聖言行所充分體現出的人之為人的天然正義情感
佛陀，是釋迦族的聖人，雖然出家，但在故土家國面臨戰爭危險時挺身救護。佛陀在琉璃王率軍隊攻打迦毗羅衞時説，“親族之蔭，故勝外人”，顯示出佛陀對故國的眷戀和愛護，亦道出了人類對於親族的一般情感。佛陀也以此言行，深遠地影響着後世，中國佛教界因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護教傳統。孔子，是古代中國的聖人，雖然成道，但對故土家國始終抱有眷顧愛護之心。據《史記》記載，在聽説故國魯面臨外軍入侵時，孔子對弟子説：“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最終，孔子讓弟子子貢巧妙地解除了魯國的危難。孔子常年遊走於外國，但對故國魯始終存有留戀之心。據《孟子》記載，“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孔子對於“父母之國”所顯現出的此種依依不捨，實屬人之常情，並非聖賢獨有；而這一常情在聖賢言行上亦得自然流露，足見此常情的可貴。孔子晚年，得以“歸魯”，在故國離世，這與“葉落歸根”“月是故鄉明”的民族心理亦是十分契合。總體看，佛陀和孔子，都以質樸的言行，為後世樹立起需要追隨也值得效仿的正當愛國心態和護國行為典範。而且，這兩位聖人雖然看上去超凡脱俗，但對國事卻並非完全漠不關心。就國家治理，佛陀講過“七不衰法”，孔子也講過“為國九經”，都透顯出對國家安定的期望。千載之後，古聖先賢的這些道德言行，仍不失為寶貴精神財富，值得現代人深思省察。
二、愛國，是中華文化傳統中作為民族精神傳承的高尚道德品格
從根本看，佛家的終極關懷在“眾生”，儒家的終極關懷在“天下”，並不能因為佛陀和孔子表現出愛國情懷，就認定他們是國家至上主義者。不過，無論是在佛家教義還是在儒家教義中，國家都是從個人到“眾生”、從自身到“天下”之間的中間道德形態。換言之，愛自己的國人民族，是普度眾生、平治天下首先要達到的道德要求。相對普度眾生、平治天下而言，愛國是更為基本的道德水準；而相對自私自利而言，愛國又是更為高尚的道德心態。儒家所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尤為清楚地表達出人道德進步的這種次第結構。基於愛國角度審視，藴涵在此結構中的一個基本原理是，愛天下人，需要先做到愛國人，而做到愛國人，又需要先做到愛族人和家人。明顯的是，在此道德次第結構中，國家處在人的道德修為境界程度比較高的層次；愛國屬於人類高尚道德品格，呈現出人的愛心或道德情懷向外更大範圍、更大程度的擴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比照《大學》開篇的這句話看，愛國實為“親民”的一種表現，是最終達到“止於至善”需要經歷的道德階段。可以説，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愛國既是一種有着天然親族基礎的正義情感，也是人的一種道德能力和道德責任，是人生的重要道德實踐，有着人格完善的明確道德路向。這一道德實踐，在中國歷史上，通過“精忠報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愛國話語，以及很多人誓死抵禦外來侵略、不惜捨棄身家性命而不選擇反叛背離祖國的愛國行為，不斷得以充分展現。也因此，愛護國家、捍衞國土、救濟國民，最終成為融入中華血脈的民族大義。從文化層面看，作為民族大義的愛國，不僅有世代相傳的民族精神基礎，也深深植根於中國文化的道德理論中。諸如“天下歸仁”“萬物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類的世界觀念，以及“為仁由己”“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之類的道德觀念，都可謂中華民族愛國道德實踐的深厚文化土壤和學理根基。在現代語境下，自覺傳承和發展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這些道德理念，構成愛國意識進一步延續擴展的重要文化條件。
三、愛國，是我國現行憲法規定的社會公德和公民基本法律義務
對於作為人類在情感與外在行為統一的愛國，法律不能強制要求人產生愛國情感，但法律對人的外在行為可以從正向和反向作出規定。從我國現行憲法條文看，愛國既是社會公德，也是法律義務。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國家提倡愛祖國……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的教育。”在此條款中，“愛祖國”是國家予以提倡的公民美德，是公民道德教育的內容。不僅於此，憲法還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這一章，從行為角度對公民的愛國義務作了剛性規定。相關內容包括：“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的義務”“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祕密……尊重社會公德”“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保衞祖國、抵抗侵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的神聖職責。”與此相應，我國刑法對“煽動、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也作了更為具體的罪刑規定。此外，結合憲法有關根本法、國旗等的專門條款而言，公民的愛國行為還包括維護憲法尊嚴，尊重國旗、國歌、國徽等。將這些內容放在整個憲法文本中綜合起來看，愛國並非消極強制義務，而是體現着公民主體性的積極道德責任。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這些規定，將國家事務與公民責任緊密聯繫起來，為公民的愛國熱情向國家治理層面深入擴展提供了廣闊道義空間，也為公民基於愛國熱情而使國家治理更趨完善設置了程序保障、制度途徑和實現形式。“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持久綿延於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這種包括愛國在內的道德情愫，在民主時代特別需要沿着法律渠道得到更進一步的維護、培育和發展。（西藏社科院南亞研究所研究員 胡水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