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國家進入民主法制建設新時期。
這一年秋天，我被調入了立法機關，此前未專門學過法律，只做過一些政策研究，民主與法制的概念在腦海裏如雲中月，輪廓模糊。起初，分派給我的活兒只是簡單的抄抄寫寫、編印資料，起草和修改法律條文插不上手。為此，曾經自嘲：不是和尚，不會念經，剃了個光頭就進到廟裏來了。
那時，蒙難十餘年，剛剛復出工作的彭真，被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為法制委員會主任。他是當時黨內為數不多的通曉法律的領導人。楊尚昆説，彭真從1954年起，就實際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彭真的一些講話，我已具體回憶不起來。但有一句話，卻至今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在會議上説了一句我從未聽過的話：“立法就是要廣泛聽取意見，既要聽取相同意見，更要聽取不同意見。民主就是要‘麻煩’一些。”
民主就是要“麻煩”一些。這句話對當時的我來説，新奇而又疑惑。民主當然是好事，為什麼會“麻煩”，百思不得其解。
我第一次在立法中遇到民主的“麻煩”，是參加1980年婚姻法的修改時。
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誕生，此後經歷了30年的風霜考驗。
自1950年婚姻法實施後，自由結婚的風氣在農村很盛行。圖為1952年11月9日，湖南省醴陵縣白兔潭村貧農全裕盛(男)、孫桂華(女)向區政府登記結婚，司法幹部正把結婚證書遞給他們。攝影/毛鬆友
1980年，全國婦聯等十個單位起草了婚姻法“修改草案”，修改內容包括提高法定結婚年齡等幾個問題，而最難處理的，則是對離婚問題的規定。
1950年婚姻法的離婚表述是：
第一，“男女雙方自願離婚的，准予離婚。”對這一項，無論繁鬧的城鎮，還是偏遠的鄉村，人們都沒有異議。河北山區農民説得好：“兩口子都不願意一起過了，別人還管個啥?”
第二，“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經區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調解無效時，亦准予離婚。”這條新中國成立初期頒佈、已執行多年的規定，竟出人意料地引起了一場爭論。
從立法機關到社會上，都是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這一規定是完全正確的，是對人們感情生活的理性尊重。情感是維繫婚姻的倫理契約，強制感情已破裂的兩人同住一個屋檐下，只會壓制並扭曲人性，隨時可能爆發一場後果難料的衝突。持這種觀點的，城裏人、知識界和領導幹部居多。一些學者引用恩格斯的經典言論：“沒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這種主張，有人稱為“感情説”。
另一種觀點認為，這一規定大有問題。一方堅決要求離婚，調解無效就能離，這實際為婚外戀、第三者插足等不道德行為開了方便之門。近幾年的離婚亂象跟這一規定有很大關係。他們主張：一方要求離婚，理由正當的，准予離婚;理由不正當的，不準離婚。所謂理由不正當，所指主要是“喜新厭舊”“另尋新歡”“第三者插足”之類。這種主張，有人稱為“理由説”。
雙方各持己見。這一條應如何修改?如何尋找到普遍認同的共識?其實質，則是法律到底支持和提倡何種婚姻的問題。
那階段，全國各地的申述意見信如雪片紛至沓來。
找了個時間，我作為法制委員會調研人員，跑到了北京的酒仙橋街道和遠郊平谷縣，聽取了幹部和百姓的看法，眾説紛紜。平谷縣的法院數據卻讓我陷入沉思。按城區、平原、山區三類劃分，城區多年來的離婚率最高，平原次之，山區最低。山區有的媳婦“受了婆婆和男人的氣”，甚至挨打受罵，到公社要求離婚，公社幹部勸阻道：“打是‘疼’，罵是愛，離什麼婚呀。”
這讓人反思，離婚率越低，是否就越好?
婚姻自由，意味結婚自由，同時也包含離婚自由。只承認前者而否定後者，那就等於説婚姻只有一次性自由。當一對夫妻感情破裂，讓這個婚姻解體，就有可能重新建立起兩個幸福家庭，不能用法的強制力維持感情破裂的婚姻，這應是離婚自由的“底線”。
為此，法制委員會在彭真的指導下提出了修改方案，在離婚規定中增加了“感情確已破裂”這個條件，改成“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節;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准予離婚”。
依照立法程序，婚姻法的修改還需要過兩個“關口”：先是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其成員大多為法制委員會成員)審議，提出修改和表決方案;再是提請全國人大全體代表審議，最後付諸表決。
1980年8月30日，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開幕，議程之一便是修改婚姻法。
9月4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法案委員會對婚姻法“修改草案”進行審議。彭真坐在主持人位置上，領着法案委員會幾十位委員，逐條討論“修改草案”。
多數條文意見分歧不大，討論到離婚條款時，遇到了“麻煩”。
這次會議，我受命承擔會議的記錄工作。
會上的爭論聚焦於法制委員會修改方案所加的限制，“如感情確已破裂”，准予離婚。此次爭論其實是前段時間社會爭論的繼續發酵和縮影。
不少委員支持這一修改，認為“兩面意見都考慮到了”，“比較合理、可行。”
反對意見從兩個對立的角度提出了異議。
一種意見是，增加“感情確已破裂”的限制條件仍然乏力。對“喜新厭舊”、有“第三者”的人，不能這樣輕易離婚，“這是對違反道德行為的鼓勵”，一些女委員尤其持此種看法。但這受到了其他幾位委員的質疑，認為“道德上的錯誤不能用不準離婚的辦法來懲罰”，有人説“應當用批評、處分的辦法處理”，也有人説“可以考慮在財產分割時更多照顧沒有過錯的一方”。
另一種對立意見是，反對增加“感情確已破裂”這個條件，認為它“沒法操作”。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書記的張稼夫，是從晉綏根據地走出來的老同志，和彭真很熟悉。他激動地從會場後面走到彭真面前，指着條文問彭真：“加上‘感情確已破裂’，彭真同志，你手裏有沒有一把尺子衡量這個界限?如果有，我就同意。如果沒有，那就是讓法官説了算，該離婚的長期拖着離不了，我不贊成加。”
張稼夫語帶火氣，聲音很大，整個會場立刻安靜下來，委員們的目光齊刷刷地投向彭真。
只見彭真衝着張稼夫笑了，説：“稼夫，你真把我問住了。按我原來的想法，也不想加這句話。對離婚案件，法院態度偏嚴，過分強調調解，久拖不決，導致當事人長期痛苦，甚至激化矛盾，造成兇殺案件。但現在大家分歧這麼大，總得找出一個大家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加上這條，説明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婚姻上是強調以感情為基礎的。”
藉着張稼夫的話題，彭真講了一段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
彭真曾任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當時，一位領導幹部的愛人喜歡上了另外一個男人，夫妻間矛盾很激烈。男方要求離婚，但組織一直不批准，怕影響不好。結果，這個幹部忍無可忍，一氣之下把那個“第三者”打傷了。彭真説，真“不願意處罰他。但他犯了法，不處罰不行。如果我們早一點允許離婚，就什麼矛盾都沒有了”。
會議進行中，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送來一封信。信是直接寫給彭真的。彭真看完後，笑着對大家説：“一位老同志給我們來了一封信。此人叫夏之栩，是革命先烈趙世炎同志的夫人。這信的大意是建議我們對離婚不要限制太嚴。夏大姐説，現在有的領導幹部誰離婚都要干涉，這不好。人家過不下去了就分手，我們管那麼多事幹什麼!”
信的大意講完，會場裏笑聲一片。
午飯時間到了，這一離婚條款也足足討論了兩個小時。
彭真説：“各位委員都講了自己的意見，大家的看法越來越接近。因為這一條有分歧，我們就對這一條表決一下。”
表決結果，舉手贊成修改方案的佔了大多數。
彭真接着説：“這個修改方案在我們這裏算通過了，能不能最後通過，還要由代表大會審議決定。不贊成這個修改方案的委員，還可以發表文章表達自己的觀點。”
會議結束後，全體與會者包括工作人員都到旁邊大廳用餐。我因整理會議記錄去得稍晚，服務人員見彭真和楊秀峯、高克林、武新宇等老同志的飯桌上還有一個空位，就把我領到這一桌。
吃飯間，幾位老同志感慨道：“一個條文的討論，花了兩個小時，總算定下來了。”彭真説：“立法總要多聽不同意見，才能把問題搞準。相同意見沒有什麼可討論的。民主就是要‘麻煩’一些。”
這是我又一次近距離地聽他講這句話。與以往不同的是，一年多的經歷，讓我對這句淺顯而又深刻的話，有了更多更真實的體會。
新修改的婚姻法通過後，司法機關對“感情確已破裂”作了司法解釋，如實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滿兩年的等，為判案提供了“尺度”。
後來，我在立法機關也逐漸承擔了組織起草和修改法律案的任務。協調修改法律案確是一件難事。每當眾説紛紜、爭論不休、難有進展而心生煩躁時，總會提醒自己：“民主就是要‘麻煩’一些。”於是重振精神，耐心地和大家一道尋求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