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撐的什麼船》
陳華勝 浙江大學出版社
《宰相撐的什麼船》
陳華勝 浙江大學出版社
禾刀
天授年間，有個叫王循的太學生上奏請假回鄉，武則天硃筆一揮：恩准。對此，鸞台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狄仁傑上書説：太學生請假，按程序國子監丞、主簿就有決定權，勞不着天子親閲親批。
歷史上像這樣事必躬親者皇帝武則天絕非孤例。“秦始皇每天批閲奏章必須達到120斤重”，並且公告宣示，“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朱元璋“每天要看200件奏疏，處理400多件事，明朝人統計僅從洪武十七年（1384年）9月14日至21日的8天之內，朱元璋收到了奏疏就有1666件，合計3391件事，平均計算朱皇帝每天批閲的文件在20萬字”；另一個“勞模”皇帝當數雍正，“雍正在位13年中，最保守的看法，至少批發奏摺22000餘件，部本（京官奏章直接送內閣）、通本（地方官奏章經通政司轉送內閣）19萬餘件”。工部主事陸生楠原本出於一片好心建議雍正皇帝“無為而治”，結果反被扣上“誹議時政”的帽子而丟了腦袋。
在陳華勝看來，勤政的皇帝未必一定就是好的制度，甚至還可能為後面埋下禍根。秦二世繼位僅三年便一命嗚呼；朱重九的勤奮並沒有為後代真正尊崇，除了通過軍事手段爬上皇位的朱棣兢兢業業，懶理朝政的皇帝大有人在；雍正勤政雖然為清朝創下了堅實基業，然而其子乾隆並未以此為鏡，而是整天沉浸在自我營造的“十全老人”虛妄幻境之中，因此夜郎自大、鼠目寸光，面對英國使臣馬戛爾尼送上門來接觸西方先進知識和技術居然視而不見，至而為晚清的衰敗覆滅埋下了種子。
聚焦皇權，自然無法迴避相權。既作為皇帝的肱股之臣，也作為皇帝的重要制衡對象，宰相身份地位的變遷本身也是各朝代政治治理水平的有力折射。宰相起源於春秋，直到秦國才正式有了左右丞相之名。歷史上，宰相先後有過相國、丞相、大司徒、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同平章事、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等多達幾十種官名。明朝雖廢止宰相制度，但內閣大學士尤其是首輔作用與宰相已無二致。本書中，傳統歷史文化作家陳華勝通過對中國古代宰相生存軌跡進行全景式掃描，揭示了中國宰相從輝煌到沒落的悲劇軌跡，即始終無法真正逃出皇帝的“手掌心”。
錢穆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中指出，歷史上，中國“皇帝是國家的唯一領袖，而實際政權則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國家的元首，象徵此國家之統一；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負政治上一切實際的責任。皇權和相權之劃分，這常是中國政治史上的大題目。”按照錢穆的邏輯，最能接近這一點的可能要數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劉邦的大舉放權，直接成就了“黃閣議事”歷史典故。
“黃閣議事”表明，古人的政治智慧並不差，事實上，蕭何“開創的責任內閣制比西方整整早了兩千年”。然而，丞相蕭何權力再大，也是天子的朝臣，“皇帝能賦予你一切，首先是因為他能剝奪你一切”。這一點在漢武帝劉徹身上得到露骨驗證，“黃閣議事”轉眼便變成了“庭議”。為了進一步稀釋乃至掠奪相權，塑造皇帝至高無上的威權，漢武帝不惜祭起屠刀，在54年統治時期內砍瓜切菜般宰了3位丞相、6位副丞相，這還不算被迫自殺的3位丞相。
許倬雲認為，“君相之間的權力應當有明白的分隔”，“君主的主權，只能用在監督，不應直接用於行政”，“從行政理論來説，上層不能干預下層，執政者應當取得清楚明白的授權，在授權範圍內，上級不能干預”。想必這也是狄仁傑上書的理論邏輯所在。宋代是落實宰相制度最好的時代。宋仁宗的一位嬪妃想通過吹枕頭風謀取私利，結果皇帝的敕命被政事堂駁回。
自秦代作為皇權重要輔佐力量的宰相制度誕生後，歷代皇權與相權始終如一對蹺蹺板，此漲彼消。錢穆認為漢代相權主要實行的是“領袖制”，唐代則變成多名成員組成的“委員制”。當然，晉朝略略有點例外。這一時間相權被抬升到幾乎與皇權平起平坐的地位，形成了幾大家族博弈的“門閥政治”。
“領袖制”的相權過於倚重個人，從漢初的蕭何及至漢末的曹操，分別樹立了“領袖制”的正反榜樣。“領袖制”下，宰相如德高望重，高風亮節，朝廷上下便可秩序井然。反之，如果宰相工於心計，專於權謀，弊病同樣突出。
“委員制”在唐宋得到大力推行，確實有助於制約宰相的亂權，最大好處便是避免“曹操現象”。“委員制”的最大弊病在於有助於進一步強化皇權。皇帝如果敬業精業、宅心仁厚，當然會是社會之福，而如果像萬曆皇帝那樣一手遮天、多年不理朝政，混亂衰敗便不可避免。另一方面，為了達到政治目的，“委員制”成員必須抱團才可能獲得壓倒性的足夠票數，由此要麼“引起朋黨之爭，形成黨派政治”，要麼互相扯皮推諉，效率低下。
就此，北宋歐陽修在《朋黨論》中指出：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理是這個理，但真正的困惑是，何為“小人”何為“真朋”？漢朝的王莽、曹操，隋朝的楊素、宇文化及，唐朝的李義府、李林甫、楊國忠，宋朝的王欽若、丁謂、蔡京、秦檜、賈似道，明朝的嚴嵩等，無不是皇帝眼中的模範宰相，結果都是擅權亂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