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不少以為中國文化是道德的而非科學的，甚至是直觀的而非合理的。如是許多人亦以為我們雖拙於戡天科學，但長於“君子之道”雲。並以此為中西文化之先天差異。其實這些話既不合理，亦不合於事實。
一切學問皆起於人間本位之理性思考。所謂科學非他，無非是利羣目的、求真精神、理性態度、實驗方法之結果。通觀中西學術之變，我們可説在春秋時代，是全世界理智覺醒時期。在科學哲學上有重要貢獻者是中國人、印度人、希臘人。到了兩漢，中國人在全部科學——天文、數學、工程、醫學、農學上，都壓倒希臘人印度人。須知中國科學之落後，乃對近二三百年之歐美而言。在整個人文史上，一時之參差，乃常有之事。
又有人以中國知識論不發達，為中國哲學不重知識之證，亦中國科學不發達之因。西歐近代知識論乃批評神學而起，同時又為科學方法探求之產物。中國無神學，科學未發展，故知識論不發達乃結果而非原因。近世西方科學之革命乃十六七世紀以來之事，此由種種條件促成，要非中國文化本身之缺陷。
中國文化本是民主的、實用的。一民族建國傳説，最足以表現其文化傾向。中國建國者的黃帝，不是神話浪漫人物，而是一個發明家。還有一點甚為有趣的，中國將蠶絲髮明歸於黃帝之妃嫘祖，這至少可以看出中國人之尊重女權與母權。我們可説世界最早之功效主義、實用主義實起於中國，此亦和平勞動過程中必然發生者也。
古人所謂“義以為利”，正是偉大智慧。這不僅指出道德與知識之一致，而且教訓我們目的與手段亦須一致。“義以為利”又包括二者：一是利用厚生，二是和而不同。一為科學，一即民主。這是健全常識，也是偉大真理。我們無迂怪之談，而講平正通達之理。中國農村春聯上常常寫着“義以為利”。如再想到義是利之和——總和與調和，我想沒有比這四個字更足以代表中國思想之根本精神的。（胡秋原/文據《月讀》201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