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試”進入尾聲，“面試官”陳行甲突然問“考生”——一個打算從北京市某機關辭職加入其團隊的副處級幹部：“家人支持你來這裏做公益嗎？”
這是陳行甲頗為擔心的問題。半年前，這位主政湖北巴東、紅遍互聯網的“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宣佈辭職，從事兒童白血病免費救助。
對他而言，這一舉動除了引發新的爭議，一切光環都消失了。46歲的他開始租房子，擠地鐵，趕公交，個人檔案也像無數應屆生那樣，被塞進了人才市場。
資料圖：陳行甲
“‘領導’這個詞已經從我的字典裏刪除了。”“草根”出身又迴歸“草根”後，陳行甲不斷重複着，“我現在是普通老百姓，不是官員了，我要找很多政府官員辦事情。我的態度也擺得很正：我説我是學生，我恭恭敬敬地去請教，去報告，去請你支持。”
中年創業是想做公益
不到20平方米的活動室，沒有麥克風，沒有講桌，沒有主席台。連陳行甲坐的塑料摺疊椅都是臨時搬來的。
坐在旁邊的劉正琛比他小7歲。劉正琛原來是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理事長、祕書長，是一名白血病患者。15年前患病之後，這個當時的北大學生建立了大陸第一家民間脊髓庫，併發起成立前述基金會。2008年，中國派了10名代表赴希臘迎接奧運聖火，其中就有他。
當天，在新陽光基金會，陳行甲將參加發佈會，兼職接替理事長職位。
現場來了20個記者。在官場，陳行甲以不怕媒體著稱。2015年，巴東發生案件，一家市場化媒體急赴當地。“我聽説了，趕緊叮囑宣傳部‘不要進村驚擾記者採訪’。”陳行甲回憶説，接着，他給記者發短信，約時間見面，親自介紹情況。
湖北有關部門彼時總結了兩條輿情應對經驗：一是縣委書記主動出面，及時公開；二是陳行甲平時在輿論場上“積累了正能量”，讓輿論在關鍵時刻沒有瞬間否定巴東政府，為事件解決爭取了時間。
陳行甲確實在互聯網備受追捧。主政5年零兩個月，他拿下4名縣領導、9名局領導、一批工程老闆。在縣紀委全會上，他又點名痛批貪官，自曝受人威脅。發言8000字全部上網之後，這位個性官員名聲大噪。
在多名巴東干部看來，陳行甲當時正值榮譽巔峯：70後，清華大學全日制碩士，美國芝加哥大學公派留學，2015年獲評“全國優秀縣委書記”。
2016年9月，陳行甲入選湖北恩施州級領導幹部人選，在一串名單裏，他年紀最輕。
陳行甲長在農村，家境一般，鄰居窮得平時要借鹽，嫁女兒得借衣服。通常而言，如此出身的官員，對大好仕途不可能不珍惜。
但外人不知道的是，也正是當月，陳行甲第二次向湖北省委遞交了辭呈。後來，在輿論場，他“閉關”了。
互聯網上爭議四起。有人質疑他愛作秀；有人批評他不懂經濟，未讓巴東脱貧；還有人指責他話説得漂亮，最後卻離開了百姓。陳行甲對這些未作一字迴應。
如今，在基金會的活動室，見到記者來，他笑着起身，説自己“已經脱敏”了。他説，之所以中年創業，動因“八二開”，“自己想做公益的初心是‘八’”。
剩下的“二”則事關當地反腐之複雜，不便細談。“我當時感到我幹不下去了。”陳行甲坦言，“但即使沒有這個‘二’，過幾年我仍然會辭職做公益，只不過，這個‘二’加速了我的離開。”
4小時後，話題重提，他有點兒字斟句酌：“不，準確説，是‘九一開’。”
他更願意把躲避或直面輿論的原因歸結於公益事業：躲着，是擔心公益之路能否走通，如果不通，他將沉寂；直面，是他發覺公益提倡公開，必須站出來傳播價值觀。
不是大官，想做大事
即使是現在的合作伙伴劉正琛，起初也不知陳是何人，朋友2016年年底發來陳行甲的辭職文章，他直言看得“莫名其妙”。
彼時陳行甲已從巴東南下兩千裏，擠進移民都市深圳。第一站，他去了蓮花山公園，瞻仰鄧小平塑像。
陳行甲被深圳國際公益學院聘為研究員。歡迎儀式上，他還是不習慣説套話。在湖北縣級市宜都，一些幹部還記得他的市長就職演説。到任前一天，陳行甲去給母親掃墓，報告了要來就職，並在內心感念母親的教育。隨後，他在就職演説中介紹了一些工作想法，唯一的表態是“會像敬重母親一樣敬重宜都人民，像敬畏自然規律一樣敬畏手中的權力”。
2017年春節後，劉正琛首次與陳行甲通了電話。劉內斂穩重，語速平緩，而電話那頭的聲音完全相反。
陳行甲雄心勃勃地表示，他不做簡單的“找富人籌錢給窮人付費”，不做金錢的搬運工，而是既治病又建立數據庫，要探索規律，直到某天能告訴國家：救助兒童白血病要解決哪些問題、分別要多少錢、難點在哪兒、有無標準化的治療指南和路徑。
多年前，劉正琛也試圖進行這個社會試驗。久病成醫的他深知，公益組織對白血病救助慎之又慎——捐助一個白血病患者，可能動輒數十萬，而這錢可以救助數十個先天性心臟病患者，每年幫助數百個高中生。
問題癥結之一還在於，醫保藥品報銷目錄已8年未更新，一些白血病新藥遲遲無法“入圍”。
然而，每次劉正琛託人大代表給有關部門提建議之後，代表得到的答覆總是“謝謝建議”，然後就沒有消息了。
“我沒有任何負擔，不怕失敗，失敗了又怎麼樣？”新手陳行甲説。
他一貫如此。
在貧困縣巴東，望着貧困人口數字，陳行甲感慨沒法挨個兒去幫，唯有從根子上改變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此後，陳行甲將一些鄉村信息化的嘗試移植到巴東，比如電子商務等。
那時，他崇拜的公益偶像是民國教育家晏陽初——一個推行鄉村平民教育的人。陳行甲自己也到鄉村與一名艾滋病患兒“結對子”。
在辭職文章裏，他特地點名感謝公益人士：“與你們為伍，也讓我時時直面來自草根的真正的自己，深深感受到服務草根才是我一直追尋的幸福。”
“我做這個，沒有‘面子’，只有‘裏子’”
今年3月，陳行甲、劉正琛和團隊成員共同抵達深圳的對口扶貧城市——廣東河源。深圳市民政局等機構的工作人員也來了。
在熟悉二人的同事看來，陳劉搭配相得益彰：陳行甲善於定框架、組織協調，適合負責傳播、對接外部資源；劉正琛本身是病人，熟悉治療流程，又掌握專業技術；陳善於發掘事物優點，劉常能察覺到隱藏的問題。
河源市分管衞生的副市長很快與他們開了兩次座談會。各區長，市民政局、人社局、扶貧辦以及醫院……每個單位均派負責人列席參加，有的還帶了相關業務的科長。
河源市一名市領導認為，他們的做法突破了傳統的救助模式，既有救助，也試圖推動白血病的科研、科普，推動醫院合理用藥和治療，非常有意義。
劉正琛和陳行甲走訪了患兒家庭。他們發現，河源現有兒童白血病患者97人，以平均花費25萬計算，實現兜底治療需要2425萬元。儘管現行醫保的報銷率較理想，但醫保藥物目錄更新較慢，許多新藥可能未納入報銷範圍，“初步預計，白血病的綜合報銷率為50%，缺口是1212萬元”。
陳行甲明白，缺口背後可能就是貧困的懸崖。他當年帶着幹部挨家走訪，發現巴東的農村貧困人口當中，48%是因病致貧。而據國家衞計委的統計，這個比例在全國是40%。
在這場社會試驗裏，1212萬元的報銷缺口將由地方民政與深圳市恆暉兒童公益基金會共同兜底——後者是陳行甲與多名公益人士2017年5月發起設立的。
此前，一名浙江商人主動給恆暉基金會捐贈了1000萬元。加上後續資金支持，試驗第1年的資金需求基本滿足了。陳行甲慶幸自己以前的好官形象是“值錢”的，“可以用來幫助想幫助的人”。
新陽光、恆暉兩家基金會已經備下一系列組合拳，他們計劃成立醫療技術評估中心，分析治療路徑，以供決策；打算招社工，向病人介紹社保政策，並尋覓進修機會，提高河源醫生的兒童白血病治療水平。
劉正琛説，他們經過走訪，發現了22個不在社保系統名單裏的患兒。“沒人考核我們，沒時間限制，也沒人逼着我‘做面子’。我做這個，沒有‘面子’，只有‘裏子’。”陳行甲笑説。他不急於提煉某個説法，用於對外宣傳，只需要逐步掌握數據。“做公益嘛，我沒有退休年齡，有很長時間做這事，5年、8年，更長的時間也行”。
他開始活躍於各種研討會，惡補知識，路演項目。他嘗試由命令者變成一個説服者，在發佈會上，他時不時輕微俯身，試圖與每個人眼神交流，直到你點頭，他才移走目光。
陳行甲不再是純新手了。一次活動，搭檔在介紹政府與藥企談判艱難時舉了個例子：某種治療癌症的藥物極其昂貴，南亞有個國家想談判降價，但藥企不願配合。最終，政府下令仿製這種藥品。
部分聽眾有些震驚。陳行甲馬上補充背景知識：“國際有條專利方面的約定，要尊重專利，但涉及人命關天的事項時，國家也可授權強制仿製。”
角色離官員漸遠，離草根漸近
他辭職半年多的時候，中組部印發了《關於規範公務員辭去公職後從業行為的意見》，規定一定級別的公務員辭職後3年內不得去這樣的“下家”：原管轄地區的、原業務範圍的、與此前職務相關的營利性活動的。
“我簡直是典範呀，每條都超前做到了。”陳行甲感慨。現在，他常住深圳，時而回京出差。大街上，他穿白襯衫，背雙肩包，捏着礦泉水瓶，在烈日下行走。
相比過往，聚光燈此時已離這個“網紅官員”遠去——最近一次猛烈的質疑，還是批評他辭職而拋棄了民眾。
告別縣委書記角色的他，如今與資本無緣，離官員漸遠，反而離草根漸近。
他愈發喜歡“夥伴”這個詞。當記者問“你帶多少人去調研”的時候，他會糾正“不叫‘帶’，是一起去”；別人誇團隊資源豐富，他又馬上糾正“資源”的提法，説是“大家的力量匯聚到一起”。
“我不是大家的領導，我是你們的大哥、夥伴，同時我和正琛一起是你們的隊長。”陳行甲對基金會的同事強調，希望大家“多給隊長和大哥派活兒”。
如今，局面初開。陳行甲仍然記得2015年剛走紅的時候，當地政情複雜，而輿論視他為“反腐鬥士”。此刻，他不用再擔心這些，他更多思考的是公益面臨的最大挑戰：如何完善整個社會支持公益的體系。
每遇同道中人，他都興奮不已。試驗啟動不久，已有180多人填表應徵志願者，包括知名機構的研究者，還有6人表示“不計待遇”，“巴東和宜昌有幾個局領導，也和我説要跟着做公益”。
轉身後的陳行甲，鬆了一口氣：“我在這裏，同樣很好。”
